作为一名资深的金融从业者，张耿从普通的银行职员做起，一路做到了某外资银行一级分行副行长。他没有满足于在银行业优渥的物质生活，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新兴的金融知识，不断提高着自己的能力边界。后来，他成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在积累了丰富的不良资产和优质资产管理经验后，操刀了一家国内500强企业的破产重整。如今，他已成为特殊资产管理行业的专家，成为一名为企业发展诊断病症的“企业医生”。
近日，城市经济导报对特殊资产管理行业专家张耿进行了采访。
问：您大学毕业入职到中国工商银行，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走上领导岗位？
张耿：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入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经济法专业。1993年大学本科毕业时，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来我们系挑选应届毕业生，我作为系里推荐的优秀毕业生被工行招录。刚进银行先下基层锻炼，当时我被分配到北大街支行下面一个分理处。在这个网点，我从最底层的个人储蓄柜台出纳做起，跟着师傅学习每天怎么从储户手里收钞、点钞、开存单、分类钞票、清点钞票、下班前捆绑钞票、装箱交给押钞车运往金库。工作几年后，随着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支行成立了不良贷款专营部门——资产保全科，我被调过来，主要负责通过法律手段清收、处置不良贷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银行不良资产业务。再后来，我又被调到了银行主要核心部门信贷业务部门，从以往的贷后管理岗位到事前的贷前调查岗位，等于我的法律专业覆盖了信贷业务头和尾，这一阶段奠定了我在信贷业务实操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树立了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在29岁，我通过公开竞聘被选拔为支行的副行长，成为工行陕西省内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
问：您后来从工行辞职去了兴业银行和东亚银行，这些工作履历为您增加了哪些工作经验？
张耿：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体制、机制灵活见长的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犹如一股清流也进入到国内银行业，搅起了一池春水。那时候我还年轻，换工作的想法也就有了，所以我就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先后进入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工作。当然，收入也是跳槽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在兴业银行这种股份制银行的工作经历，让我对市场营销和激烈的同业竞争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东亚银行这种外资银行，特别是在新疆筹建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并担任分行副行长的工作经历，让我对外资银行特殊的企业文化以及在当时独具特色的业务和产品在内地的推广、拓展有了全新的体验。
问：那您为什么又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工作呢？
张耿：当时我在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工作，而我的女儿刚好上初中，这个时候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需要父母双方的呵护与陪伴，而孩子的妈妈在医院工作，平时非常忙碌，照顾不上孩子，孩子的学习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所以我觉得应该回陕西尽一份做父亲的责任，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而东亚银行西安分行那时又没有合适的位置，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刚好当时招聘业务处长，所以经过应聘，我从新疆回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分行工作。
在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分行工作的7年，我从前台的公司业务处长到中后台的评估审查处长、风险管理处长等岗位都轮了个遍，对政策性银行的运作机制、业务类别和产品特色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基于政策性银行角度的风险管理工作也有了深刻的体会。
问：您从银行业进入资产管理行业后，有哪些比较难忘的经历？
张耿：2017年6月，我入职陕西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被派往陕西省某市筹建全省首家地市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背景主要是当时的某地区经历了一轮煤炭行业的下行周期，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区域金融风险已然形成，某地区当时被列入全国十大金融高风险区之一，陕西省政府要求陕西金资与某市政府合资成立某金资，目的就是要化解某地区金融风险，修复某市信用环境，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2017年年底，某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大约为20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左右，陕西省政府要求某金资利用3年时间将某地区不良贷款率降至4%以内。
根据陕西金资制定的“投行+投资”经营理念，我们依靠地方政府，密切加强与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当地银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在合理估值的前提下对某地区不良资产包应收尽收，运用“三打”（即打折、打包、打官司）的手段积极处置地方不良贷款，经过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自2017年底，煤炭行业开始又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截至2019年9月底，某地区表内不良贷款余额降至5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也降至3.4%，也就是说，某金资用2年多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省政府要求3年完成的压降不良贷款率指标。某市区域金融风险彻底化解，“全国十大金融高风险区之一”的帽子被顺利摘除。
问：企业不良资产形成后，您如何开展诊断的？您又是如何推动企业不良资产的解决？
张耿：我曾经在四类银行工作的经历为我在某金资处置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首先，我非常清楚各类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如何形成的，这可以看作是“病根”，其次，经过尽调，我非常了解这些不良贷款债务人目前的真实经营状况以及不良资产的形态和价值，这可以看作是“症状”，最后，长期与各种企业不同个性的老板打交道，我基本能够揣摩出不良贷款企业老板的内心真实想法，这可以看作是病人的“心态”。有了这些，我就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而针对不同的企业一企一策制定清收处置方案，最大限度提高处置效率。总结起来，这些基本功其实都是我过去在四类银行工作中一点一滴逐步锻炼出来的，用到某金资处置不良贷款，自然就形成了我自己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