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重新获得动力，得以良性循环，并实现互联互通。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一带一路”，但笔者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即实现“双收益”的，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一带一路”给很多学者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也倒逼中国城市和企业思考如何医治诸多不联不通的痛点，纠正一些错误认知，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扩大内需增长点和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未来五年，“一带一路”将如何继续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值得期待。

自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两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正在逐步收获早期成果。

“一带一路”让“三驾马车”重获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9月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因为这段时间恰好是中国经济下行，且全球经济乏力的时候。“一带一路”打通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让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重新获得动力，得以良性循环，并实现互联互通。首先是投资领域，“一带一路”发展能够吸引外资到中国，特别是沿边沿海地区，跟“一带一路”直接相关的省市，投资态势已逐渐回暖。此外，“投资双向性开始凸显”，国际资本注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而中国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始走到沿线去投资相关国家。

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19日出访英国，一支人员多达150人的企业家代表团随访，与英国签订超过300亿英镑的贸易投资协议，涵盖零售、能源、金融服务、航天等多个行业。中国充沛的海外投资，使英国等丝路国家得以生产好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最终会部分回流到中国市场，中国的资本，英国的技术，中国的市场，英国的品牌，中国的需求，英国的经验……开始充分互联互通。

其次，“创新驱动、消费拉动”是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民众个性化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老百姓手头宽裕了，开始个性化消费，企业应当要满足他们的差异性需求。但是，拉动消费，市场要充分尊重规律，不仅生产产品，还要生产个性化的产品。“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优质海外企业走进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敏锐地把握全球消费市场。

再次，“一带一路”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刺激，就是出口。促进优势产能“走出去”，积极主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近年中国出口的突出特点。高铁、核电等满足沿线国家硬性需求的优势产能开始集群式地“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之前，中国的大多数出口，主要走向发展中国家，而这两年，中国的优势产能进入到了发达国家。我们“走出去”的市场，由低端走向高端，中国产品附加值，也由低附加值逐渐走向高附加值。

“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1〕这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向高附加值企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发力，还应当在管理、运营、后期服务、金融支持等方面发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沿线互联互通的合作竞争中把握机遇，找到自己的方向。

未来五年是“一带一路”系列标志性项目落地的黄金期。“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阶段性。未来五年，恰好是“一带一路”建设初期，高铁、核电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将会落地。这些项目大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但是我们的金融、服务、教育和人心相通也必须逐渐跟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一带一路”远比人们起初想象的距离更为绵长，未来，其范围也必定更加宽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带一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源于古丝绸之路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域范围上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的“朋友圈”。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文明型崛起

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收获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这是首个纲领性文件。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在于务实的经济项目，更在于人心、思想、文化制度，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等。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受欢迎，必然是“中国风”“人文情”“潮流感”与“国际范”。“一带一路”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标志。

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甚至极端乐观与悲观并存的评价，一个是“新版的朝贡体系”，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其实，不需要预设“一带一路”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凝神聚智，群策群力，不断成长，展现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国。

文明型崛起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所谓“议程设置”就是“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能决定大家一段时间集中讨论什么”。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老二是不好当的。历史规律往往是“老大拉着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向中国施压。其结果是，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南海、东海等海疆问题几乎同时升温。这一时期，美国主导了亚太话语，核心词汇（高频词汇）包括中国威胁、军购、军售、军演以及军事冲突等“冰词”。2013年9月之后，“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组合拳的使用，使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开始热议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词”。在短期内，中国依然不能确定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从内心深处接受“一带一路”理念，但这一理念显然已经成为各方的话语焦点，有很多人开始谈论甚至慢慢喜欢上了这一中国词汇。“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相关大国近年来纷纷提出了类似的战略构想，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1997）、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09）、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等，但都没有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引人关注、更受人期待。

今天，可以从多侧面感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重视什么、关注什么，这一地区、这一事物就会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兴奋点——中国决定世界聚光灯的焦点。例如，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冷落，当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时，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其政策，并纷纷加强同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博弈，当然直接受益的是沿线各国。

有一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中华文明曾经被富强（列强）征服，今天我们不能为了富强而放弃文明。”笔者在“一带一路”的调研过程中，常常感叹：“中华文明如此伟大，可我们如何让沉睡的文明苏醒呢”，“中国人如何充满自信地去探索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可能，逐渐拥有被国际社会所分享的文化与价值”？“一带一路”就其目标而言，不是要和别人竞争，更不是要同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挖掘中国自身的潜力，提升自我，“一带一路”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文化复兴的过程。

三、“一带一路”与传统理念的超越

在国内，中华民族长期存在“中原中心主义”，即在中国版图上始终有“文明与野蛮”、“内正统与外蛮夷”的严格区分，而“后者需要被教化”，这一范式会周期性地约束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顽固地存在“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以及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

在国外，国际社会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秩序”，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予以重视。他在为中文版《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序言中真诚地指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的作用”。〔2〕“一带一路”既是对上述传统理念的一种超越，也是中国对人类世界的贡献。路、带、廊、桥等“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国式话语开始崛起，代表着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发展倾向。“互联互通”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式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

“一带一路”是具有鲜明中国理念标识的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贡献度。我们必须明确，“负责任国家”是中国文明型崛起必然应具有的身份定位。首先，“责任”在政治学中有其特定含义：责任是承担与角色相应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尽责的品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负责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能够自觉遵守与其身份相称的义务。当然，“负责任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然而，“负责任国家”与“负责任大国”有根本性的区别，后者不仅要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提供公共物品。这里的公共物品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精神产品。在国际社会，“大国责任”是指一个国家作为大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不仅是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最大，而且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最大的单元（国家）将担负起特殊责任——提供公共物品。”〔3〕大国提供公共物品，不仅在于大国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也在于大国需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尊重，而后者对大国身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国不断地提供公共物品。例如，作为18、19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英国承担了保障国际海道安全的责任。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儒教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中国式的哲学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转变过程中外交理念的重大调整，是中国由“负责任国家”向“负责任大国”转变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且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民主和平论”等公共物品有本质的不同。的确，中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成功的经济崛起实践，有与世界打交道的上千年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为人类社会贡献不同于西方话语的精神财富，争取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4〕“一带一路”倡议将以实际行动改变“崛起大国必将挑战现存霸权”的国际关系霸权兴衰逻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国际对话，倡导相互尊重、开放兼容的文明观，以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的崛起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原创性贡献。

四、亟待修正的对“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

自2013年11月至今，笔者在参加“一带一路”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受到“一带一路”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很多认知错误不断地发酵、传染……这些认知错误如不纠正，必然会导致“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窘境。

第一，慎用“桥头堡”等军事色彩浓厚的词汇。很多省份定位自己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bridgehead），但是桥头堡是军事术语，本意是防御性的，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进来”。因此，“桥头堡”、“排头兵”、“先锋队”、“主力军”等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国是要来“打仗的”。上述词汇是中国人熟悉的，但是国际合作是要讲给外国人听的，“一带一路”如不进行国际表达，会使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慎谈“过剩产能”。常有媒体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把过剩产品销售出去”。这个词汇，让沿线国家听了很反感，“你不要的、过剩的，别人会要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要到沿线上去“倒垃圾”。因此，要避免使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词汇描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概念，建议用中国的优势产能、富余产能以及产能合作等词汇来替代。

第三，“沿线有64国”的表述不准确。千万别把丝路沿线国家限定在64个（参见表1），传统沿线64国没有欧洲最发达的西欧部分，也没有亚洲最活跃的日韩两国，显然是不合适的。笔者建议，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丝路国家，这样看还包括美国，也包括拉美，等等。因此，笔者提倡对丝路国家的界定应用“64+”的概念。

表1　丝路沿线64国区域与国家情况

第四，“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表述不准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以及东盟十国，但她们的两端一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也是丝绸之路的宝贵财富，发达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

第五，“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甚至优先主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的确，丝路沿线国家大都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非常不喜欢“一谈生意就是资源、能源”，他们不希望成为“骑士的马”。

第六，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有的叫丝绸之路的节点等等。这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内容、有亮点、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错位竞争、不可替代”的丝路优势。

第七，中国向丝路国家卖什么。有很多省份一说到丝绸之路，还在丝绸、茶业、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主打产品。今天，我们要卖什么？首先，需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要超越“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要多卖必需品（如美国的三片：薯片为代表的餐饮、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影片为代表的娱乐），少卖奢侈品；既是卖产品，也是卖价值、卖文化，要通过消费中国产品上升到对中国的欣赏和认同（而不是与之相反）。所以，要在卖什么上做文章。

第八，中国向丝路国家买什么。总体思路是：我们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今天中国企业特别需要提升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我们急需要的买回来、请回来，初始阶段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能源资源，不是市场，而是技术、经验和视野。中国城市也要在与丝路沿线城市交往中，探索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子，在中国气派、文化品位上做文章，打造能够赢得人心的中国城市，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中国城市，把先进国家在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好的思路、好的做法带回来、学回来。

第九，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后的总结往往惊人的相似：希望中央重视我们，给予特殊的政策，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倾斜；我们有干劲，早就做好准备啦，就等中央一声令下，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寄希望于一把手怎么说”。但是，北京的专家再聪明，他们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北京的领导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广西的干部更了解广西。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层创新，要先做起来。

第十，“一带一路”不宜过快、过急，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要适时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特别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这些省份的淡定与远见是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建议整合全国人才资源在南方省份建立海上丝路研究院，在西北省份建立陆上丝路研究院，同时配套建立智库产业园区，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急需的信息交互、项目对接、风控管理等服务。同时，要积极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要充分激发他们的活跃性和敏锐性。

五、“一带一路”的痛点经济学

痛点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文化与经济精品的过程。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今天，中国西北还有很多不联不通地方，甚至沿海也有不少不联不通的地方，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首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有思路才有线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前13亿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之世界，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迫使中国人上路，在了解这个美丽星球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批的“一带一路人”。什么是“一带一路人”（OBORer），即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的中国学者，比如，“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学人们。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痛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我们要敏锐地发现“一带一路”上的体验痛点，体验痛点就是商机的盈利点，就是“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其次，中国的城市和企业有很多痛点必须找准并加以解决。诗人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面积扩大的城镇化（土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城镇化（户籍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三个阶段是寻找归属感的城镇化（解决人内心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在第三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不再是高楼大厦、公共设施，应更考虑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城市理念，以及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依赖，城市发展由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中国，老百姓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城镇化才是有魅力的。建设有魅力的中国丝路城市要避免心浮气躁，要在细节和争取人心上下功夫。

一方面，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一带一路”对中国城市而言，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策：“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切实提升中国丝路城市的实力层次。一个城市的实力层次由三个部分组成（参见图1）：第一个层次是“地质圈”实力来源。每个城市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肯定是描述经纬度、面积、资源、古迹等，基本属于有形可见的物理层面、地理层面的实力来源。比“地质圈”高一层次的是“生物圈”的实力来源，这个层次做的不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关系，最核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生）。比“生物圈”还高一层次的是“思想圈”，就是在教育、媒体、艺术、文化、标准、规范、价值、亲情、信仰、追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在人类社会中，越强大恰恰越无形，“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城市的欣赏与认同，必须要在“生物圈”与“思想圈”层次发力。

图1　城市实力的三个层次来源

当前，一些城市配套“一带一路”建设做了一些宣传手册，但他们往往是这样宣传自己的：一是这个城市交通多么便利，四通八达；二是历史古迹多么众多，独一无二；三是地下资源多么丰富，应有尽有，等等。如此，这样的城市定位还停留在“地质圈”实力的宣传，没有在“生物圈”和“思想圈”层面上下功夫，是不会产生“回头客”的。旅游业或文化业是“一带一路”的“朝阳产业”，是“一门兴、百业旺”的产业，但是推进文化旅游必须充分挖掘旅游景点或城市景观的文化内涵，文化要有感动人的力量，要能够激发一种冲动，即与人分享的冲动。在丝路城市建设中，不论是城市的文化品牌还有旅游品牌，都要注重艺术气质和文化品味，要讲究错位竞争的美，个性化往往最美。

另一方面，企业不仅要卖产品，也要卖文化。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有企业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今天，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经历着从要我走出去到我要走出去的转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有“温度”的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关键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要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提升高附加值。从长远看，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服务、价值观带出去，用文化软实力赢得顾客。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要有文化自信，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人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受众）满意。在此，我们用20个字来概括“一带一路”建设的运作机制：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项目推动、文化融通。“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走在文明型崛起的大道，同时中国人开始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找归属、找信仰。的确，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样，空心的麦穗举头摇向天空，而饱满的麦穗则俯身低头朝向大地，她自信成熟又内敛含蓄。